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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伶。溫州街。法式面包店門口的白長椅。74路公交車。
坐在公交車的尾端，隔著走道，我和水伶分坐兩邊各缺外側的位置。十二月的寒氣霧濕車內緊閉的窗墻，臺北傍晚早已被漆黑吞食的六點，車緩速在和平東路上移行，盆地形的城里上緣，天邊交界的底層，熨著纖維狀的橙紅，環(huán)成光耀的色層，被神異性的自然視景所震撼的幸福，流離在窗間，流向車后車流里。
疲憊沉默的人，站滿走道，茫然木立的，低頭癱靠座位旁的，隔著乘客間外套的隙縫，我小心地穿望她，以壓平激動不帶特殊情感的表情。
“你有沒有看到窗外？”我修飾我的聲音問她。
“嗯。”微弱如羽絮的回聲。
一切如抽空聲音后，輕輕流蕩的畫面，我和水伶坐在雙人座的密閉車內，車外輝煌的街景、夜晚扭動的人影，華麗而靜抑地流過我們兩旁的窗玻璃。我們滿足，相視微笑，底下盲動著生之黑色脈礦，苦澀不知。
4
一九八七年我擺脫令人詛咒的聯考制度，進入大學。在這個城市，人們活著只為了被制成考試和賺錢的罐頭，但十八歲的我，在高級罐頭工廠考試類的生產線上，也已經被加工了三年，雖然里面全是腐肉。
秋天十月起住進溫州街，一家統(tǒng)一超商隔壁的公寓二樓。二房東是一對大學畢業(yè)幾年的年輕夫妻，他們把四個房間之中，一個臨巷有大窗的房間分給我，我對門的另一間租給一對姊妹。年輕夫妻經常在我到客廳看電視時，彼此輕摟著坐靠在咖啡色沙發(fā)上，“我們可是大四就結婚的哦。”他們微笑著對我說，但平日兩人卻絕少說一句話。姊妹整晚都在房間里看另一臺電視，經過她們門外傳來的是熱絡的交談，但對于屋里的其他居民，除非必要，絕不會看一眼，自在地進出，我們仿佛不存在。所以，五個居民，住在四房一廳的一大層屋里，卻安靜得像“啞巴公寓”。
我獨居。晝伏夜出。深夜十二點起床，騎赭紅色捷安特腳踏車到附近夜市里買些干面、肉羹或者春卷之類，回到住處邊吃邊看書，洗澡洗衣服，屋內不再有人聲和燈光。寫一整夜日記或閱讀，著迷于齊克果和叔本華，貪看呻吟靈魂的各類書，也搜集各色“黨外”周刊，研究離靈魂最遠的政治鬧劇的游戲邏輯，它產生的疏離效果，稍稍能緩和高速旋入精神的力量。清晨六七點天亮，像見不得光亮的夜鼠，把發(fā)燙的腦袋藏到棉被里。
狀況佳是如此。但大部分時候，都是整晚沒吃任何一頓，沒洗澡，起不了床，連寫日記與自己說話、翻幾頁書獲得一點人的聲音，都做不到，終日里在棉被里流淌藍色和紅色的眼淚，睡眠也奢侈。
不要任何人。沒有用。沒必要。會傷害自己和犯罪。
家是那張藍皮的金融卡，沒必要回家。大學暫時提供我某種職業(yè)，免于被社會和生活責任的框架壓垮，只要當成簡陋的舞臺，上緊發(fā)條隨著大眾敲敲打打，做不賣力會受懲的假面演出，它是制造垃圾的空蕩蕩建筑物，奇怪的建筑，強迫我的身體走進去卻拒絕我的靈魂，并且人們不知道或不愿承認，更可怕。兩個“構造物”，每天如此具體地在那兒，主要構成我地供人辨識，也不斷地蠕動著向我索求，但其實抽象名詞比不上隔壁的統(tǒng)一超商更構成我。
不看報。不看電視。除必點名的體育課外不上課。不與過往結識的人類做任何聯絡。不與共同居住的人類說話。唯一說話的時刻是：每天傍晚或中午到辯論社，去做孔雀梳刷羽毛的交際練習功課。
太早就知道自己是只天生麗質的孔雀，難自棄，再如何懶惰都要常常梳刷羽毛。因為擁有絢麗的羽毛，經常忍不住要去照眾人這面鏡子，難以自拔沉迷于孔雀的交際舞，就是這么回事，這是基本壞癖之一。
但，卻是個沒有活生生眾人的世界。咱們說，要訓練自己建造出自給自足的封閉系統(tǒng)，要習慣“所謂的世界就是個人”這么樣奇怪知覺的我，要在別人所謂的世界面前做淋漓盡致的演出。
因為時間在，要用無聊跑過去。英文說run through，更貼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