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老莊和佛禪對中國知識人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深遠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儒道釋的心理互補機制，是成就中國知識人文化心理結構的關鍵機制，也是被迫選擇隱退或者主動尋求隱逸的中國士人風骨的哲學淵源和美學基礎，它給多情重義的中國士人帶來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調(diào)的舒展和文藝審美的風流。
宦海浮沉中，老莊、佛禪對士人的精神助益至關重要。他們常常能于山水的靜默觀照中獲得清靜圓融的體悟，山河大地無非自然，溪聲浪語無非佛法。生死枯榮，月圓月缺，法輪常轉，豈分晝夜。希望、亢奮、凄冷和踟躕，長時間的交替更換，如環(huán)無端，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們?nèi)ヮI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紛擾爭斗的社會關系之外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價值。這時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已與知識人的現(xiàn)狀經(jīng)歷形成巨大反差，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們拋向痛苦的深淵。政治、功名、富貴只是一場幻夢，他們只有拿莊禪哲學來慰撫自己受傷的心性。
在中國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中，現(xiàn)實功利升華為政治悲情和文藝審美，向外擴散的政治作用力轉化為向內(nèi)聚合的生命情調(diào)，性情在質(zhì)態(tài)上呈現(xiàn)為風流與風雅的人生情境。士人們領悟到了有限中的無限，感受到了現(xiàn)實、現(xiàn)世、現(xiàn)象背后的孤獨、無常、虛妄與荒誕。這種悲劇哲學精神在他們的詩文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對儒家的功利實現(xiàn)、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脫均無所待，更多的是他們否棄了生活的終極目的的審美特色。來自這些古典知識分子身心中被壓抑的強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轉化為審美活動中美不勝收的文章和詩行，華章璀璨，文脈深厚，一代又一代，從碑刻銘文到紙帛黃卷，隱退的文人士子們留下斑駁而綿密的文字，通過這些文字，他們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烏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支撐著陶淵明一生的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等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jié)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并不是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發(fā)生矛盾，但他能用“道”來平衡，“貧富常交戰(zhàn)，道勝無戚顏”，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他借著“自然”的哲學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問題。他在泯去后天世俗熏染后以求返歸一個“真我”，在他構造的“桃花源”中實現(xiàn)一種藝術化的人生。
蘇軾的《前赤壁賦》開篇展現(xiàn)的是一幅逍遙游樂圖：清風明月，助人雅興，舉酒頌歌，憑虛御風，宛若仙人。這與莊子《逍遙游》中所展現(xiàn)的場景頗為相似。這種情景讓人覺得心境安閑，物我和諧，與道家“虛靜”理念相吻合。蘇軾面對逆境，以道家的無為思想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涵養(yǎng)心靈，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態(tài)，運用道家的自然觀、宇宙觀進行自我寬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對生命濃烈的熱愛之情，對功名狂熱的進取之心，對國家執(zhí)著的愛戀之火，在冷靜、熄滅之后，化為“緣起性空”的輕煙縷縷。濃情淡去，深愛消融，這是一個由愛向空的歷程，這是一個美學和哲學上的愴然轉身，這是一個層層蛻變的覺悟過程。
“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行至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王維自信一顆禪寂的內(nèi)心就足以驅(qū)散世間紛擾，一門一戶就足以從精神上隔絕喧鬧紛逐的人世。他的詩總是滲透著這種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還是“空山新雨”，到處都充滿著天真靈性之美，詩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內(nèi)在之心。正如王維自己所說，“色空無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啟示下，蘇軾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達了對人生虛空的感受，但他并未執(zhí)著于空而否定人生。盡管他在詞里寫過“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但他從未真正做到離棄人世，而是始終在不入不出之間，超越有無之境，游于物之外，無往而不樂。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煙雨任平生”，出離“風雨”和“陰晴”二邊，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不二境界，實現(xiàn)了人生審美化的超越。從這一點上來說，蘇軾更能代表宋元以來吸收了佛學禪宗的中國哲學和華夏美學。
到了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就點明：“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將世間萬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稱之為“色”（泛指紅塵、物質(zhì)的情欲世界），同時認為，世界萬物（色）只不過是萬物本體（空）瞬息生滅的假“相”（又稱色相），皆是虛妄，終屬虛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說第118回中，有一段寶玉與寶釵討論“赤子之心”的對話。寶玉說：“那赤子之心有什么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這般塵網(wǎng)？如今才曉得聚散浮生四個字。”一條苦難的人生之路，是一條執(zhí)有的人生迷途。這條人生的迷途反過來卻成了自由從假回歸真的覺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終因緣是無明，便達到無無明之覺悟，即謂悟空。對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賈寶玉來說，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種和癡根便是悟空了。
對于書中描述的文人學士們來說，出仕與隱逸在他們的生命中交叉而過，分別勾勒了屬于自己時代的仕隱情結。在仕隱之間的天平上，有著不同的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隱。隱中藏仕，仕中戀隱，或者仕中戀隱，歸依于隱，隱中藏仕。不同的傾斜從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軌跡：前者從此成為“欲回天地”（李商隱《安定城樓》）者的楷模，后者則成為出世精神的象征。但他們共同見證的是華夏文人道統(tǒng)精神體系中的絕代風骨。
這樣的絕代風骨，這樣的性情體系，時而厚重，時而飄逸。當士子的心靈天平傾向國家與政治時，風骨是深沉而凝重的；當他們的心性情懷轉向自然與宇宙時，風骨是自由而飄逸的。這樣獨立的風骨，進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撓的心理韌性，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品格中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當今人在公共媒體上津津樂道于歐洲知識分子起源、法國知識分子現(xiàn)象、民國知識分子群體等話題時，殊不知，豐碑早已聳立在中華文化的古老史詩里。
